2月6日，工人们提前完成施工任务，每个工人奖励元现金，领班奖励元现金。钟巍巍/摄
骆名良受访者供图
综合布线施工后的手。王英杰/摄
工友们为徐德军（左三）过生日。钟巍巍/摄
漫画：许新焰
医院撤离之前，一小队工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会。
这是一个叫徐德军的年轻人的32岁生日。工友们萍水相逢，还是劳务公司老板通过工人们上交的身份证，得知了他的生日。
3月30日这天，有近20名工友为他庆生。一位叫周凯的工人自掏腰包订了一个蛋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蛋糕店大都不营业，他终于从网上查到一家，花了元，蛋糕尺寸是14英寸。订完他又觉得有点小，后悔没买个三层的。听说徐德军喜欢打牌，他选了一个“麻将蛋糕”，上面摆着用巧克力制作的“东”“西”“南”“北”“中”“发”麻将牌，还有黄澄澄的金元宝。
在医院附近一个闲置的厂区里，摆好这个充满发财渴望的生日蛋糕，这些工人就着花生米喝着啤酒，又跳又笑，唱起了生日歌。有人还在脸上贴了五星红旗图案，这图标是欢送医务人员留下来的——3月29日起，医院服务的外省医疗队陆续撤离，这是疫情得到缓解的好消息。
徐德军在一家建筑公司做管理，常年在工地跟工人打交道，这次是来当工人。生日会上，他按照工友们设计的动作，仰着脸，叼着烟，大摇大摆入场，和大家一起高唱《我的好兄弟》。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
工友许新焰把过程拍了下来，剪辑成小视频，末尾写着“江湖再见”。他很喜欢这句话，觉得有“侠义气”。
另一位工人钟巍巍则说，大家都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了。
武汉1月23日因疫情“封城”，随后决定建设收治新医院——医院医院。到4月15日，收治过医院关闭。承建方中建三局总经理陈卫国介绍，总计有3.5万名工人参建，其中近2万名从外地赶来。工人们归属不同的劳务公司管理，从四面八方集合到这个曾令无数人牵肠挂肚的工地上。
在工地短暂休息时，五湖四海的工人们才有机会了解彼此，拉几句家常，手里的烟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话题主要就那几个：家在哪里，家里几口人，这次干完后又要去哪里。
下一个工地在哪里，是谈论最多的话题。如果疫情没有发生，他们本来会在不同地方，建设高楼、地铁或者桥梁。很多人的车里总是装着切割机、电钻、钳子、螺丝刀之类工具，哪里有活儿，就把铺盖卷搬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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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医院工地上，能找到不同职业的从业者：公务员、货车司机、小学教师，还有生意人和外卖小哥。
43岁的雷海涛是武汉江夏区第五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他的工作是为30多名工友负责后勤保障。每天早上，他用体育课的“稍息、立正”号令，催促大家集合开工。工人们尊他一声“雷老师”。
工地上几乎都是男性，附近建筑里的卫生间常常人满为患，早上排队的人尤其多。着急时，工人们会在工地找个隐蔽处小便。雷海涛会去女卫生间，这里很干净，几乎没有人，去方便不用担心被人说成是色狼。
32岁的田医院是他“干得最爽”的一次，日薪元，一天一结，银行提醒收到工资的短信每天下午定时发来。他是湖北襄阳人，常年在武汉找活儿干，和父亲一同去的雷神山。武汉人钟巍巍也是家族动员，同去的还有他的父亲、哥哥、舅舅和表弟。
工地上还有“夫妻档”。张玉星、文静夫妻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二人都是钢筋工。在工地上，文静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儿。从年起，她就和丈夫一起到武汉扎钢筋，女工的工资虽比男工低，但她觉得自己扎起钢筋来一点也不比男人慢。
钟巍巍喜欢工地，工地上抬头一看就是天，想唱歌的时候就吼几句，都是干活儿的人，也不用搞得“那么体面”。
32岁的他，从15岁起跑工地，和武汉一起成长，帮它建起一所所学校，一条条地铁轨道。计划今年年底通车的武汉第十一座大桥——青山长江大桥也有他的参与。他曾在那里高空作业，几十米高的吊篮下，长江昼夜奔流。
1月28日，当劳务公司老板找人去援建医院时，钟巍巍和哥哥钟欣欣立即答应了。他们第二天就去了工地，干了两天，又赶往32医院。
刚到雷神山时，老板希望他们多找几个工人，兄弟俩考虑有感染风险，决定叫亲人来支援。
接到儿子电话时，他们的父亲、一位59岁的水电工只问了一句：“我年龄大了，你们公司领导要不要？”
家里3个男人都去了雷神山，钟巍巍的母亲心里不舍，“家里就两个儿子，万一有什么，我们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兄弟俩没有认真想过。前去工地的路上，对此行的风险，两人只草草谈论了两句，觉得病毒看不到也摸不到，得不得病都是“听天由命”。
他们在工地上负责协调几十人的工活，也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进入病房维修。一位记者让钟巍巍回忆工作时的风险，问他“万一有事，家里人怎么办”。钟巍巍一下子懵了，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觉得自己不会被感染。
他想起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妈妈的儿子，想着想着害怕起来，泪在眼睛里打转，“泪没流出来，还算争气。”
但回想起工地，钟巍巍最大的感受还是疲惫，“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躺着，躺着就不想动了。”
他是一个20余人班组的领班，负责隔离病房、医技楼、室外管网、室外电网等区域的机电安装施工。
工地分布着很多班组，安装工、管道工、木工等诸多工种交叉作业，昼夜不停。
工人刘帅帅来自河南郑州。2月2日上午，一个工友给他打电话，说自医院，希望他找一些工人去支援。刘帅帅立即将招工消息转发到多人的工友群里，不断有工友报名。
当天下午，等不及通行证办下来，刘帅帅就开车上了高速公路。出发前，他准备了消毒液、换洗衣服、被褥，还有一箱泡面、两箱矿泉水，他想着，万一进不去武汉，就在服务区凑活两天。
他当晚到达工地，他的工友有的次日凌晨启程，两天内汇集了30多名工人。甘肃人赵全喜是30多人中路程最远的。2月6日，他和两个朋友驱车20多个小时，跨越多公里前往武汉。三人负责为病房安装智能监控系统，工友们称呼他们“甘肃三兄弟”。
李斌从广西桂林出发，和一位柳州朋友开车去武汉。他们在一个为建筑工地招聘人手的手机医院招工信息，找到的一位招工者为他们开具了去武汉的通行证。但到了工地后，那人说元一天的工资，他要扣走元，“项目领导”要再扣元，不知真假。
李斌觉得自己不是冲着钱去，扣多少无所谓。但柳州朋友反对，“如果你捐出去了，那是另外一码事，你没捐，自己出荷包了，我干吗要给你？”两人又另找了一个招工方。
王英杰是武汉一家劳务公司老板，手底下不到20个工人。成立公司前，王英杰在一家弱电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疫情让刚刚创业的他措手不及，项目暂停，公司没有了收入来源，外面还欠着租金和个人房贷。去雷神山，他的打算是要开工赚钱，还有“一股男儿气概”驱使，“不去参与建设一下，感觉很不好意思。”
公司里10多名工人在他的号召下也报了名。然而，除了他和一名技术员，其余人都未成行：有的村子进出口被渣土封死，出不了村；有的小区守门人不认通行证，出不了小区；还有人刚出家门，就被家人或者村里的长辈劝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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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启程前，文静和丈夫还不知道去的是火神山。当时，夫妇俩正在一个工地赶工，平时吃住都在工地，本打算过了元宵节再回家，疫情来了。
医院在腊月二十九开建，许多工人已返乡过年，文静被所在的劳务公司临时招募。她记得，“开始有部分人说不怎么愿意去的，领导做思想工作，说临时招不到那么多人，能去干的就去帮一点忙。”
在火神山，文静负责扎钢筋和卫生清洁。没有住所，她和工友要乘坐大巴在火神山和原工地间往返。从开工到投用，医院历时10天，文静第一次去时眼前还是机器轰鸣的空旷工地，第二次去，一个个箱式板房就搭建了起来，第三次去，房间里已设备齐全，最后一次去，病人已经入住了。
这是文静参与过工期最短、劳动强度最大的建筑项目。每次干完活儿，她要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回程的大巴，挤不上去就要在寒风瑟瑟的夜晚等待下一辆班车。
建设中的工地没有黑夜，机器在轰鸣，电焊闪着弧光，切割机声和敲打声此起彼伏。管理人员拿着喇叭不停提醒“注意安全，戴好口罩”。
为了赶工期，24小时不合眼是常事，工人们累了就蜷缩在排水管道内、纸箱里或者建材上眯一会。
田魁记得一个雨天，他从配电机房外面出来抽烟，看到两个工人脚一滑，从三米高的屋顶摔到了绿色塑料布覆盖的泥地里，两人一声不吭，又继续爬到屋顶作业。当时，雨天使得一些房屋漏水，工人们正在铺设铁皮瓦，抵挡雨水侵袭。
到达雷神山第五天，田魁突然有了“一点小感触”，当时，医院屋顶上施工，一眼望过去，看到下面全是脑袋，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当时想，还是中国人团结，我平时很少对这些东西‘那个’，但那是一触即发的。”
承载万人的工地上都是一样的反光服和黄色安全帽，起初，王英杰无法辨认本班组的四五十名工友，就让大家在安全帽上写上班组名称，时间长了，他看到眼睛就能认出是自家工友。
结束雷神山建设后，王英杰又带工医院。几十天，他实现了多年的“瘦身目标”，一趟下来瘦了10斤。但等到离开工地个把月，他又胖回去了。
在雷神山工地时，王英杰想尽办法劝说一位货车司机留在工地帮工，让疲惫的工友们得以在车里休息。工地上人多，工具常常换着用，转眼就会不见，货车成了放置电缆、电线、施工工具的小仓库。工地上没有开水，车里备了水壶，还有从周边小商店抢购的泡面、提神的香烟和槟榔。
为了给工友们多留出半小时休息时间，雷海涛每天中午提前去食堂排队，将盒饭提到工地。他说，疫情发生后，自己一直想做些事。2月1日，他通过一位水电工同学的联系，医院，被编入刘帅帅所在的班组。
除了记录考勤，雷海涛还负责为队友去仓库取施工工具，去一次仓库来回要走20多分钟。哪怕只是一个裁纸刀、几个螺丝钉，他也会跑一趟。对不认识的工具，这位体育老师就在网上搜索对应的图片，记住型号，再去仓库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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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下来时，雷海涛就给工友打下手。有工友累得靠墙站着睡觉，还有的吃完饭，饭盒都没收拾就歪着睡着了。看到这样的场景，他总是不忍心。
当时，条件较好的工人宿舍已住满，一些工友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刘帅帅和工友们抵达时，屋里空荡荡，他们搬来床，领来洗漱用品、被褥、雨衣、胶靴和被子。
王英杰去得晚，只能和9个工友住在附近一个地产项目的简陋宿舍里。宿舍没法洗衣或洗澡，也没有电源可供充电，散发着汗臭味的人们顾不上干净，回到宿舍只想立刻睡觉。
赵全喜从工地走到宿舍需要将近半个小时，他觉得距离太远，住的人也多，医院的8天里，他和两个工友干脆睡在工地安装设备的库房里，铺上纸板，放上行李，度过一个接一个的武汉冬夜。
去武汉前，刘帅帅就叮嘱工友们准备好防护用品和被褥，“我们是去帮忙的，不是给别人找麻烦的，不可能给你照顾得面面俱到。”
本地工人尽己所能，为外地工友提供便利。刘帅帅一双鞋在雨天灌了水，雷海涛从家里找来一双给他换上。本地工人还会从家里拿来充电宝给外地工友用。班组里一位本地工友叫吉祥，大家都喜欢喊他的喜庆名字。
元宵节这一天，吉祥让家人带来了红豆馅的汤圆，疫情肆虐，汤圆并不好买，将近50个汤圆是吉祥让妻子亲手包的，食材还是年前囤的。他父亲开着面包车，用两个保温桶送到工地，大家吃到嘴里时还是热乎的。
日工资元，加班还有加班费。平日，工人们挣不了这么多，一天元已算高薪。赵全喜从不“挑肥拣瘦”，只要有钱挣就干。甘肃工资低，他一年到头在新疆找活儿，一个工程几个月，回家次数屈指可数，常常过完年出去，年底回来。
回家也要算计，请一天假，要扣一天工钱，路费也高，“来回就上千块钱”。“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不出去挣钱不行！”他说。
对田魁来说，去雷神山很大的动力是讨生活，“我不去干，这一年啥都没有”。他说，去年家里还剩存款8万元，每月还车贷和房贷共元，家里煤气水电、孩子吃零食、自己买烟都要用钱，再不干活儿，钱到疫情结束就没了。医院建设的23天，他和父亲挣了不到5万元。
为了挣钱，田魁干过销售，卖过衣服，学过理发，当过厨师，还开过烧烤店。听别人说搞养殖挣钱，他又筹措了多万元建了养殖场，结果连续两次赶上禽流感。转了一圈，田魁觉得还是工人适合自己——投资力气和时间，只要付出就有收成。他觉得在雷神山，工资一天一结“很爽”，“原来在外面做事，天天要工资，跟着喊爷爷。”
年底的账最难结。去年，田魁给几栋精装修楼房安装水电，包工头到年底拖着不给工钱，脾气火爆的他拿着砖头去找对方要账，“我辛辛苦苦挣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这不是田魁第一次要账。三四年前，年轻气盛的他没忍住，砸过一个包工头，一砖头下去，对方的脑袋缝了20几针，田魁因此在拘留所待了8个月零3天。1.25万元，田魁记得清清楚楚，自己工资一分未拿到，还赔了对方医药费。
钟巍巍也遇到过不给钱的时候。劳务公司将工钱挪用，他打赢了官司，还是没拿到钱，多万元成了一笔悬空的账。
近几年，市场环境在好转，工人维权意识也在提高，为了能按时拿到工钱，大家各想各的办法：有的会让对方以文字方式将工资数目、结算方式和结算时间发给自己，有的通过录音将要账过程记录下来作为维权手段，还有的会寻求法律援助。
成为合同工会更保险。田魁也试过给公司干，但公司“条条框框太多”，要穿工装，戴工帽，准时打卡，不能抽烟，相比之下，流动性的日常里能获得一点自由，尽管其中也伴随着危险——脚被钉子扎，手指被锯，手脚摔断，“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建设医院的危险是看不见的。泥瓦工骆名良觉得，就像在一线打仗，“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子弹击中”。人群中的一声咳嗽会引起格外警惕，有时面对面说话，大家会不自觉后退两步。
白天没时间胡思乱想，到了夜晚，一个人躺在床上刷疫情新闻时，骆名良会很恐惧，每晚真正睡眠不超过4个小时，甚至会做噩梦。每天还有亲戚朋友不停询问，问得越多，他越忐忑。当初，他在朋友邀请下要去火神山时，家里人觉得“不差这个钱”，不该去冒险。他执意要去。他觉得应该去支持。去了之后，虽然心里恐惧，但他不愿当逃兵，“既然来了就要把这个事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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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抗疫情需要，医院的规模三次扩大，一度边建设边收治患者。交付后仍需工人负责后期维保工作。
钟巍巍参建的病房区域基本完工后，需要技术熟练、能熬夜、年龄不超过40岁的工人参与后期维保，兄弟俩叫来镇上相熟的工友。钟巍巍把公司跟他们讲过的承诺复述了一遍：如果感染病毒，国家给治；万一不在了，国家给补偿。两天时间有近百人报名。
“感染了就治，人的一生就这样，我感觉没什么好遗憾的。”许新焰被钟巍巍喊去时，他觉得这是看得起自己，“需要我过来，我肯定来。”
有一次，室外排污系统出现故障，需要有人钻到地下将破损管子掏出，但里面散落着病人的粪便。钟巍巍记得，周凯和樊友生师傅什么话都没说，穿上防护服就爬了进去。在地下移动时尤其要小心翼翼，以免弄破防护服。
周凯则回忆，当时班组接到任务，3天之内必须把负责区域内的排水处理好，任务来了就要干，“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有时，看他们蹲着做事很累，会有护士拿来凳子，送来水果、牛奶和蛋糕。在病房里一个人维修不便，有病人会从床上爬下来递工具。还有人向他们鞠躬，给他们竖起大拇指。
许新焰将自己的作品留在了医院。他从小喜欢画画，干活儿无聊时，就画画打发时间，身边朋友、家乡风景、名人肖像，他什么都画，没有老师教，他就在网上看教程跟着学。
医院走廊的白墙上画漫画，他也开始动笔。他把新冠病毒画成手持镰刀的怪物，迎战的是工地上常见的搅拌车和挖掘机。还有外地医护人员请他画出家乡的地标建筑，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员也给他模板，请他给工人们画漫画形象，比如，一群工人手持盾牌，类似“复仇者联盟”，取名“抗疫联盟”。
他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画作不到20幅，同其他作品一起分布在两三百米的病房走廊里，有工友觉得看着心里轻松，“人走到里头，没有恐惧。”
这些画让徐德军觉得，大家“医院建设中或者抗疫过程中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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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生要开展“空中课堂”，雷海涛老师2月8日结束了他的工地生涯。但他们的联系并未中断。有工友结束工期后，驱车去找他聊天。
参建的工人最后都需要隔离观察。隔离期间，有人把想看的肥皂剧刷了个遍，有人的手游级别从“青铜”练到了“王者”，还有人每天缠着朋友视频聊天，折磨了一个又一个。雷海涛常常和工友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