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受试者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受试者的心脏。于是，血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这是曾在荣字部队中任职的松本博的回忆。
在部队成立后，日军军部看到了细菌战的巨大杀伤力，决定加大对细菌部队的投入。以部队为基地，先在长春设立了第部队，接着年2月，在北京成立了甲第部队，年4月，在被攻占的南京建立了荣字部队，年8月，又在广州设立了波字部队。
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国人民医院，它的住院楼和实验楼在年以前是日军荣字部队本部。荣字部队表面上是为预防疾病而设立的，但其实这是一只细菌战部队，该部队生产下列细菌：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荣字部队人员达余人，操纵和指挥这支部队的是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
部队的实验在一栋4层楼房内进行。一层为霍乱、伤寒和鼠疫研究室，二层为饲养老鼠和繁殖跳蚤的地方，三层为人体实验室，四层为监禁受试者的地方，受试者多数是中国人，其中，还有许多无辜的妇女和儿童。
19岁的松本博负责对试验人员进行看守，被迫接受试验的中国人都被关在一个1米宽、1.2米高的笼子里，只能蹲着，晚上睡觉也在笼子里，不能躺下，只能蜷缩着。为了预防关在笼子里的人把衣服撕破拧成绳子上吊自杀，笼子里的人全部赤身裸体，提供给他们的餐具，也是像纸一样的盘子，让他们直接用手抓着狗食一样的食物吃，这些中国人全部都被当作动物对待。
松本博回忆说：“我见这些人比我还年轻，如同孩子。根据菌种的不同对受试者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受试者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把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也吸干。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它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四到六杯左右，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囱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松本博在9个月的时间里亲自见证了50人左右的“全采血”过程。多时甚至一天有两次的“全采血”。
荣字部队还有一间带观察窗的毒气室，专门进行化学毒气实验。为了在未来战场上，特别是在坦克战中，使用一种氢氰酸的化学毒气，荣字部队在这间毒气室中多次进行了实验。他们把受试者带进毒气室捆绑起来，由日军医生戴着防毒面具进入毒气室，打开盛着氢氰酸容器的封口，然后退到室外，通过观察窗口，记录受试者临死前的恶心、呕吐、抽搐、大小便失禁等中毒反应和各种实验数据。
年7月末，部队组成了远征队，与南京荣字部队一起，在部队长石井四郎的统一指挥下，多次对浙赣铁路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给这些城市的无辜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大批百姓伤亡，有的人家甚至死绝。年11月4日，日军在湖南常德投下万只带有鼠疫的跳蚤，当时常德居民共计6万多人，平均每人可能沾上0只跳蚤。浙江义乌江湾乡崇山村，当时人口人，年1月，全村因细菌战死亡人数高达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撤离浙赣铁路沿线城市时，日军沿途撒鼠疫、伤寒、炭疽、鼻疽等病菌，并把伤寒病菌投入水井中。日军离开后，很多城市鼠疫大爆发，并出现了很多烂脚病、烂脚村。
自年11月起，浙江、湖南两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人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战争时期的非人道罪行予以公开道歉、谢罪和赔偿。中国代表团曾几次远渡日本，状告部队的罪行，很多人是自费跟着代表团去做证人，然而最终日本法庭在证据确凿的情况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却以年代久远等理由驳回了上诉。
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魔鬼仍在暗处霍霍磨牙。历史充满了恐怖的真相，甚至让人痛苦无比，但是我们需要牢牢记住这些沉重的时刻，时刻提醒我们历史不能重演。吾辈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