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明61岁了。白天，他是一个清洁工，在嘉兴一家大酒店做着保洁员；晚上回到家，点上烟坐在电脑前码字的陈中明，是一个诗人。
陈中明花了一年的辛苦钱，自费印刷了本诗集，诗集取名叫《低处的阳光》。这本诗集曾经与他家门口的废品一起作伴。诗歌也许无用，但对于诗人陈中明来说，他的大半辈子都在这本诗集里了。
他写家乡的“云岚、鸟鸣、山峦”，写被裤腰带拴住一生孤苦却拴不住一个女人的五叔；写打工的生活，写脚手架上的如履薄冰和男员工宿舍中隐秘又孤独的情欲，寒风中一个蛇皮袋子上的爱情；写日常生活的感悟，石头与老树，佛像与欲望。
有人拿他与写《炸裂志》的矿工诗人陈年喜相比，陈年喜的诗有个性、下手狠，像辣椒一样呛得人流眼泪；陈中明的诗飘逸、有禅意，简单而耐读，像茶，喝下去要等待回甘。
清洁工诗人与他的诗。Emma图“无人不谈的傻瓜”在嘉兴南湖的湖心岛上，坐落着豪华的南湖国际大酒店。61岁的陈中明每天戴着光滑的塑料红色头盔，骑着擦的锃亮的天蓝色三轮车，“突突突”地穿过湖边飘扬的柳条来大酒店上班。
在这里，他把三轮车换成小推车，小推车上码着扫把、长柄的除草工具、捡烟头的钳子，还装着一个套着塑料袋的垃圾桶，然后从早上八九点开始修剪草坪、打扫卫生，闲下来也会和大堂门口的同事保安、清洁工聊天。
清洁工陈中明在南湖国际大酒店上班。Emma图下午四点，他洗干净脸上沾上的碎草和灰尘，换上白衬衣，从窗明几净、地板能映出人影的酒店大堂回到十平米的出租房中。饭后，他坐在床尾旁的板凳上，打开外孙女留下的电脑，陈中明平时不抽烟，但这个时刻会点一根烟，在烟雾缭绕中开始写诗，有灵感时一周可以消耗掉一整包。他的床垫下压着十几本样书，屋外的柜子里还有齐膝高的几摞诗刊，落着灰尘，随便抽出一本，都能找到陈中明的名字。
压在床垫下的《诗刊》。Emma图发表诗歌的稿费并不高，一般一次只能收到20-30元的稿费，陈中明发在云南昭通一家报纸上的两首诗，为他挣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稿费，元。“钱没有，写了这么久的诗，就挣了这些书。”陈中明的妻子马明英不喜欢他的爱好，也不读他的诗。写诗的陈中明是沉默的，也不和她讲话，她觉得这些诗刊就像陈中明的情人一样。样书摞的多了，她也不和丈夫打招呼，直接当废纸卖掉。令马明英没想到的是，陈中明花了一万多块钱自费印了本自己的诗集。她这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变小气了，连水果都不舍得买。马明英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去医院花了多元钱，医保只报销了多元，剩下的靠儿女补贴一点，自己出一点，东拼西凑付完了医疗费。她从此因为身体虚弱没法务工，夫妻两人主要靠陈中明在酒店每月块工资，再加一点养老金过活。
年上半年，陈中明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一份征稿启事，他交了钱，匆匆整理了自己的诗稿发过去。年被新冠疫情耽误了几个月后，他的诗集终于在五月出版，黄色封皮，诗集的名字叫《低处的阳光》，页，定价28元。
诗集没有进书店，都悉数寄给了陈中明本人，刚刚收到诗集的时候，这些书和家门口的杂物堆在一起，在网上也找不到诗集的信息，只能在“中国扫黄打非网”上查到书号。
陈中明是个诗人，这件事在国际南湖大酒店并不是个秘密，酒店的地下室藏着一包用牛皮纸方方正正包起来的《低处的阳光》。
陈中明的同事包惠平是一位保安，他会读陈中明发在朋友圈上的诗，还买了十本诗集，准备送给自己的同学、朋友。另一位同事把陈中明自费出诗集的事当成新闻线索通知了当地电视台，本地报社也找上门来报道了他，把他塑造成一个用诗歌抗击疫情的打工诗人。
一夜之间，仿佛整个嘉兴市都知道了这位清洁工诗人。还有全国各地的人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