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智量老师已经不认得人了。
我最后见到他时，大概是年10月7日，师兄徐建华筹办“智量教授和俄罗斯文学”纪念会，大题为“一个世纪的诗意优雅”。因那段时间我跟智量老师交往比较频繁，建华兄邀请我来做主持，跟智量先生对谈。
“一个世纪的诗意优雅”对谈会现场。叶开与王智量（右）
那时智量老师上过“朗读者”，成为一个“名人”了。因此纪念会上来了很多熟悉或陌生的听众朋友。
然后一隔四五年，让一切变得十分遥远。
那天下午，建华兄把智量老师接到了报社大楼。我晚到一会儿，建华兄带我到楼上。
智量老师坐在椅子上，看见我们进来，就露出招牌式微笑。白发，矍铄，我跟他握手，他笑眯眯地看着。
师母说：“智量老师，这是叶开，你连叶开也不记得了！”
“叶开，哦，是叶开……”智量老师点头，微笑，很迷人。我知道他真记不得了。
我心里一惊！智量老师竟然连我也不认识了。但那次活动，智量老师表现得很好，就像在“朗读者”上一样好。他思路清晰，说话不紧不慢，表情拿捏到位。
只有在台上旁边坐着的我，在台下前排坐着的我太太，才可能发自内心地感慨：智量老师其实已经记不住人了。
翻译家王智量
十几年前，智量老师有一度很寂寞。他精心翻译帕斯捷尔纳克诗集，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花城出版社编审林宋瑜看到了，立即说她有兴趣出版。林宋瑜是资深编辑，也是行动派，她第二天或第三天就飞来上海，我陪她一起去“师大一村”见智量老师。
在智量老师陈旧而简陋的两居室里，他拿出他那本近乎古董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给林宋瑜看，上面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做过修改。
他的一生跟《叶甫盖尼·奥涅金》密不可分。好也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坏也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年轻时是，年老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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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宋瑜第一次见到智量老师，可能没想到老先生的实况如此——那么简陋，甚至贫穷，却达观有趣，优雅博学。智量老师的形象极好，是真正的儒雅，而且谈吐潇洒，自然不做作。这么帅的大学者，学养精深，成就巨大，竟住在这种小房子里。作为客人，我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挤在里间的一张旧沙发上。这张沙发很小，沙发的靠背上一块八十年代流行的钩针织物。只要来人，就只能坐在这里。我和太太、女儿有时候一起来，三个人就挤在这张沙发上。
我女儿那时还是个小学生，一名教授竟然住得如此简陋，她感到十分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一点什么意见，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老先生反正喜欢小孩子，看到小孩子都眉开眼笑的，就问小家伙英文怎么样，喜不喜欢英文。
现在很多人知道智量老师，都因为“朗读者”，以及俄国大诗人普希金之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知道最完美的中译本就出自他之手。其实智量老师最早学的是英文，他自吹英文水平还在俄文之上。有一次，为了逗我女儿，他流畅地、优雅地说了一段英文。不记得是说什么了，但是老先生这一手把我们都震住了。精通俄文也就算了，竟然还精通英语！狄更斯的长篇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据说是别人挑剩塞给他的，因为太难翻译，他翻译出版后却成了权威译作。他还会德语，据说翻译过德文作品（好像是海涅诗集）；另外，他还懂一点法语（大概没有翻译过法文作品）。
一个身世坎坷、差点饿死的老知识分子，是什么时候、哪里来的时间学这么多外语的？难道是在甘肃夹边沟挖沟时？
智量老师的小房间里堆满了书，他不断地送人，谁来就让谁拿走。再后来，大部分都捐给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他后来迷上了画画，擅长画虾，不是大龙虾而是生猛草虾。老先生天赋极高，画得惟妙惟肖。他画画是兴之所至，自娱自乐。这些生猛草虾大多画在白色塑料盘上。我家里大概有好几个他画的虾，就搁在书架上，喝茶时是一个很好的背景。我喜欢这些画在盘底的虾。就是那么三几只虾，举着钳子，或者沉思，在空气中探索什么。
他给我画过几把扇子，有团扇，有折扇，都是草虾。
他还擅长画马和柿子。大概是喜欢齐白石的虾和柿子，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简直是画什么像什么。如果年轻时学绘画，恐怕也会有很高的成就。
林宋瑜大老远赶来，要洽谈出版《帕斯捷尔纳克诗集》，智量老师情绪不免有点高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多少人